一个乡下读书人，爱读书，恋乡土……
【原创】大明王朝自创刑法之东厂与西厂
作者：史遇春
《明史》卷九十五《志第七十一•刑法三》指出：
东厂的设立，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。
另外，必须指出的是，锦衣卫大狱，明太祖朱元璋时，就曾经使用过。后来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锦衣卫大狱被朱元璋禁止了。
重新启用锦衣卫大狱，也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的。
姑且不说别的，仅就朱棣设立东厂、复用锦衣卫大狱二事，就可以简单看出朱棣的一些端倪。这些端倪，不需要用史迹一一来证明，仅凭简单分析，就可以得出：
一、朱棣虽然做了皇帝，但是，无论出于什么理由，他的帝位都是从自己的侄子手中抢夺过来的。在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中，这种抢夺，既不具备正当性，也是不光彩的。即便是朱棣可以把江山坐得风生水起，但是，因为程序的不合规、不合制，就是他人不说，朱棣自己内里多少也还是会不安、多少也还是会心虚的。
二、朱棣当了皇帝之后，无论他做什么，大家都会记着，他的江山是从侄子手里抢来的，在君臣父子伦理的社会中，这种道德的恶是无法洗刷的。所以，那些维护程序与制度者，永远都视朱棣为盗贼。另一方面，朱棣可以抢别人的位子，别人也就可以依样画瓢，抢夺朱棣的位子，这是朱棣内心会担忧思虑的。
三、统治之中夹杂了程序不正当、破坏共识、践踏制度的行为之后，掌权者往往会寝食难安。寝食难安之后，就会采用极端、集权、黑暗、卑劣的手段与措施，对其心中猜疑的各种风声烛影的行为、事件进行压制。朱棣设立东厂、复用锦衣卫大狱，其间，就有如此这般的因素在。
四、在靖难之前，无论朱棣的处境是多么地艰难，是多么地让人同情；靖难之后，那些始终维护朱元璋、朱允炆（建文帝）的朝臣与子民，都会认为，朱棣就是私欲、就是夺权、就是狼子野心。这种对朱棣的印象，在靖难之后，是永远都很难改变的。
设立东厂、复用锦衣卫大狱，并不是两个单独的事件。其实，在朱棣的掌控之中，东厂与锦衣卫是相倚并存的。故而，在说到这二者时，还常常并称为“厂卫”。
起初，朱棣打算在北平起事的时候，为了刺探宫中（南京）的事情，他就想办法把建文帝的左右收买，作为自己的耳目。
有此背景，在朱棣即位以后，他就专门倚赖宦官。
当时，东厂就设立在东安门北（时在南京），任命宠爱的小人指挥监督。东厂的主要作用和职责，是暗中搜寻查访图谋叛逆、妖言惑众（所谓煽动舆论）的所谓大奸大恶。
这个时候，锦衣卫还没有那么强势。
东厂与锦衣卫均权分势，已经是迁都北平以后的事了。
但是，迁都之前，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、门达等人大为幸进、先后执掌锦衣卫的时候，东厂的权势已经稍逊予锦衣卫了。
说到纪纲、门达，可参见《明史》。
《明史》卷三百十七·列传第一百九十五《佞幸传》首列纪纲、门达二人。
这里，就将纪纲其人其事，按照明史《纪纲传》，做一详细的叙述：
纪纲，临邑人（今属山东德州），曾为诸生，也算是读书人了。
燕王朱棣起兵夺权的时候，兵过临邑，纪纲在朱棣的马前叩头，请求为其效力。朱棣与纪纲谈话之后，很是喜欢他，便收纳了他。
纪纲擅长骑马射箭，其为人谄媚逢迎、诡诈狡黠、善于挖掘钩探他人的内心意图与思想动向。
朱棣非常宠幸纪纲，等到即位之后，他便擢升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命其掌管亲军、统理诏狱。
所谓诏狱，主要指九卿、郡守一级二千石高官有罪、需皇帝下诏方能系狱的案子，也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刑狱。诏狱之意，即为此刑狱之案犯，均由皇帝亲自下诏定罪。
朱棣登基后，都御史陈瑛诛灭建文帝时期的忠臣数十族，亲属牵连被杀者达数万人。
有此先例，纪纲便深知朱棣的用心。于是，他广布校尉，每天刺探臣民阴事，汇报给皇上。朱棣将一切事件全权交付纪纲处理，纪纲便对相关人等痛加诬陷和诋毁。
朱棣认为纪纲忠诚，视其为自己的肺腑，提升他为都指挥佥事，仍执掌锦衣卫。
纪纲任用指挥庄敬、袁江，千户王谦、李春等人为其羽翼，诬陷并逮捕浙江都察使周新，致其死命。
皇上看不顺眼、或者痛恨的宦官与武臣，全都交由纪纲定其罪行。纪纲常将这些人带到家中，先安排他们洗沐，又招待他们饮食，还会假惺惺对他们说：见到皇上，我一定会请求他宽宥你们的过失。等到将这些人的金银财帛诱取净尽后，纪纲就会立刻把他们押到闹市诛杀。
纪纲多次指使家人伪造诏书，带去各地盐场，前后勒取食盐四百余万斤。返回时，还再称有诏，又夺用官船二十艘、牛车四百辆，载盐入其私宅，不予运费报酬。
纪纲曾陷害大商数十家，榨尽他们的资财后，才肯罢休。
诈取交趾使者的珍奇；侵夺官民的田宅；皆是纪纲的作为。
抄没原晋王、吴王的家时，纪纲曾私下隐匿并吞没金银财宝无数。抄没时，得到王的冠服，纪纲还自己穿戴，并置酒高坐，命优童奏乐，向其敬酒，欢呼万岁。
纪纲曾想买一位女道士做小妾，不想，那位女道士被都督薛禄先弄去了。后来，纪纲在大内碰到薛禄，就殴打薛禄，薛禄的头被打裂，几乎致死。
因都指挥哑失帖木不给自己让道，纪纲愤怒痛恨，他便诬陷哑失帖木冒功领赏，后将其捶打而死。
纪纲还阉割良家子弟数百人，充当自己的左右侍从。
皇上下诏选妃嫔，察看考核通过后，命令她们暂时出宫，等到了年龄之后，再行送入宫中。其间，纪纲却将其中最优秀的入选人员纳为自己的小妾。
原吴中大富豪沈万三，明太祖洪武年间被抄没，但是，抄没时遗漏的资财还很多。沈万山的儿子沈文度匍伏拜见纪纲，向其进献黄金和龙角、龙文被、奇宝异锦，希望能成为纪纲的门下，以便岁时供奉。纪纲就令沈文度为自己求索吴中美女。此后，沈文度还倚仗纪纲的权势，搜刮民财民物，并与纪纲五五分赃。
纪纲蓄养众多的亡命之徒，私下制造的刀甲弓弩数以万计。
端午节时，皇上去射柳，纪纲嘱咐镇抚使庞瑛说：
“我故意射不中，你去折下柳枝。鼓噪说是射中了，试一试众人的心意如何。”
庞瑛照纪纲的话去做，竟然没有人敢出来纠正。
于是，纪刚高兴地说：
“已没有什么能难住我了。”
于是，纪纲便开始图谋不轨。
永乐十四年（公元1416年）七月，仇恨纪纲的内侍揭发了他的罪状。皇上命给事中、御史在朝堂之上弹劾纪纲。随后，将纪纲交由都察院审理治罪。按查之后，纪纲确有举报弹劾的那些罪状。定案后，即日将纪纲押到闹市，施以磔刑（即凌迟处死：割肉离骨，断肢体，再割断咽喉）。纪纲的家属，不分老少全部遣去戍边；并开列纪纲的罪状，颁示天下。纪纲的党羽庄敬、袁江、王谦、李春、庞瑛等人，或诛杀或发遣边地，处罚不等。
这是很完整，也很典型的锦衣卫指挥使（明代特务头子）的事迹与人生，其间字里文外的种种意涵，无须赘述，读罢皆可了然于心。
门达，明英宗（朱祁镇）天顺年间担任锦衣卫指挥使。他性格机警沉鸷，夺门之变中有功，后掌锦衣卫，所为之事，与纪纲相类。终被逮捕治罪，判处斩刑，关进狱中。明宪宗（朱见深）宽恕其罪，发其往广西南丹卫充军，死于其地。
到了明宪宗时期，东厂由宦官尚铭掌领。
或嫌东厂处事不足，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（公元1477年）另外设立西厂，以监听打探事情，并命令宦官汪直督管。汪直所率西厂的随从卫队人数，是东厂的一倍。
西厂侦查打探的范围，从明朝的京师遍及天下各处，四面八方，无所不及，即便是王府，也不能豁免。
西厂设立之后，在汪直的统领下，数兴大狱，权焰超出东厂之上。很快，西厂就被大学士商辂、万安、刘珝、刘吉劾奏；之后，大臣跟进上疏，劾奏西厂。为此，朱见深虽然愤怒，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还是罢止了西厂。
没过多久，本是奸佞之徒、九年秩满仍不得升迁的御史戴缙，暗窥皇帝意旨，盛称汪直功勋卓著。
于是，朱见深又下诏，复开西厂。
汪直前后掌领西厂六年，被冤死者接连不断。
这一时期，西厂的权势，也远在锦衣卫之上。
正赶上汪直多次外出边地监军，大学士万安就向朱见深上疏，大体说是：
太宗（明成祖朱棣）兴建北京，虽已命锦衣卫缉查侦访隐匿之情，但仍然担心外官徇情枉法，所以，又设立了东厂，让内臣（宦官）提督。东厂设立至今，行之已有五六十年之久，其行事大都有一定的规制。之前，因为妖狐夜间出没，致使人心惶恐，圣上忧虑，才添设了西厂，特命汪直掌领，以备不虞。西厂之设，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，是为了慰安人心。现在，汪直镇守大同，京中官民众口一词，都认为应当革除西厂，希望圣上恩准，革罢西厂，西厂官校，安排各回原锦衣卫处。
朱见深同意。
此后，西厂的事务，全都归东厂，由宦官尚铭专掌其事。没多久，尚铭也被罢黜了。
明孝宗（朱祐樘）弘治元年（公元1488年），员外郎张伦曾上请废除东厂，朝廷未予回复处理。
明孝宗比较仁厚，所以，东厂与锦衣卫不敢恣肆横行，掌管东厂的罗祥、杨鹏，仅仅奉职而已。
明武宗（朱厚照）正德元年（公元1506年），宦官刘谨谗毁东厂太监王岳，王岳被杀，东厂遂由“八虎”之一的宦官丘聚执掌。
接着，朱厚照又恢复设立西厂，任命“八虎”之一的宦官谷大用领衔。
丘聚、谷大用都是刘谨的同党。
所谓“八虎”，即刘谨、马永成、高凤、罗祥、魏彬、丘聚、谷大用、张永八位宦官。
此次东厂、西厂同时并存之后，就互相竞争，刺探搜事，派出的逻卒，遍布四方。
南康（今属江西赣州）吴登显等以竞渡龙州戏乐，竟然被杀死抄家。
远州僻壤的士民，看见鲜衣怒马、操京师言语者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官员闻风，秘密对其进行贿赂。
在这种情势氛围之下，无赖泼皮乘机为奸，天下人皆重足而立，不敢迈步，暗里恐惧愤恨而已。
此时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也是刘谨的至交故旧。
所以，这一时期的东厂、西厂、锦衣卫全都在刘谨的掌控之中，厂卫的权势也有合一之势。
此外，刘瑾又改惜薪司的外薪厂为办事厂，荣府的旧仓地为内办事厂，亲自统领。京师称此为内行厂，即便是东厂、西厂也全在内行厂的伺察范围之中，这就更加酷烈了。
并且，自此创立成例：
凡被侦查入罪者，罪无轻重，全都施以杖刑，永远戍边；或者枷项发遣。刑枷重达一百五十斤，没几天，入罪者便会被折磨致死。
尚宝卿顾璿、副使姚祥、工部郎张玮、御史王时中等人全不能幸免，被迫害濒死，然后谪戍边地。
御史柴文显、汪澄因为微罪，甚至被凌迟处死。
官吏军民非法而被迫害致死者数千人。
明武宗正德五年（公元1510年）刘谨被判凌迟处死。八月，刘瑾被施行凌迟，刑3357刀，分三天完刑。
随后，西厂、内行厂全都革除，只有东厂仍然留存如故，并由张锐统领。
张锐与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共同以缉事为由，恣肆罗织，厂卫之称由此而名声大振。
明世宗（朱厚熜）嘉靖二年（公元1523年），东厂由宦官芮景贤执掌，他任用千户陶淳，做了很多诬陷谗害的事情。
给事中刘最上章劾奏，被贬谪为广德（今属安徽宣城）州判；御史黄德用奉命出使；其间，他们碰巧遇到一位叫颜如环的人同行。颜如环用黄色包袱包裹行装。芮景贤立即上奏，这些人全部被逮押下狱，刘最等定罪编戍，各有差别。给事中刘济上疏，言道：
“刘最的罪刑还不至于戍边。况且，他被缉拿执押于宦寺之门，锻炼敲打于武夫之手，裁决于内官所降之旨，如此，如何向天下公示？”
刘济上疏之后，朝廷没有予以处理。
这一时期，全部罢除了天下的镇守太监。但是，守旧顽固的大臣仍然拘泥于旧有的惯例，说是东厂乃祖宗所设，是不可以废除的。这些人哪里知道，东厂的设立，并不是明太祖的定制。
不过，朱厚熜驾驭中官严格，宦官都不敢太过恣肆。
这个时候，东厂宦官的权势远不及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的权势。
明神宗（朱翊钧）万历初年，冯保以司礼太监兼管东厂。
此时，冯保在东上北门之北建厂，称之为内厂；称初建者为外厂。
冯保与张居正兴起王大臣之狱，意欲除掉高拱全族。锦衣卫指挥使朱希孝极力加持，高拱才得以无罪。
由此可见，此时的锦衣卫并不大附会东厂。
万历中叶以后，朝廷的矿监税使常常外出为害，而东厂的主事宦官张诚、孙暹、陈矩等，都较为恬静。其中，陈矩曾主持审理妖书案件，其间，他并未株连滥杀，时人还颇为称许。
这个时候，皇帝也无意刻核，所以，动用刑罚较为稀少，以至东厂、锦衣卫的大狱之中都长出青草来。
等到了明熹宗（朱由校）天启时，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统领东厂，任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、镇抚许显纯之徒，专以苛酷残虐钳制中外，至此，东厂、锦衣卫的毒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
关于这一时期厂卫的残毒，此处不赘。
下面，简单说说东厂的专称词汇、组织方式、行事过程及相关后续情况等。
凡是中官（太监）执掌司礼监大印者，其属下称之为“宗主”；中官统领东厂者，其属下称之为“督主”。
东厂的下属没有专任官员，其所属的掌刑千户一名，理刑百户一名，也被称之为“贴刑”。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。
东厂的隶役，全都是从锦衣卫那里提调借取的，以那些最轻黠獧巧者拨充。
役长称之为“档头”，他们所戴帽子上面尖锐，穿着青素[衤旋]褶，腰系小绦，足蹬白皮靴，专门负责侦伺探察。
档头手下有番子数人为“干事”。京师之中的亡命之徒，骗财之贼、挟仇之盗，都把干事看作是自己窟穴。
干事发现一件阴事，会通过组织秘密告知档头，档头视事件大小，先给干事一定数量的钱财。
干事所告之事称之为“起数”。
付给干事之钱财称之为“买起数”。
接到告发事件之后，档头会帅领番子前往犯事的人家。去到人家之后，左右而坐，称之为“打桩”。
随即，番子会突入执押审讯被告发者。
没有左证符牒，贿赂其一定数量的钱财之后，他们会径自离去。
其间，若少不如意，就会棍棒刑杖相加，称之为“乾（同干）醡酒”，也称作“搬罾儿”。所施的刑法，比官刑要痛楚十倍。
处置过程中，他们还会授意被告发者，使其牵连攀扯出有力人士，这样，有力人士如果给他们足够的金银，那么，就可以相安无事了。
如果吝惜钱财，不能满足他们，或者，所给的钱财数量不够，那么，他们就会马上汇报给皇上，被告发者就会被下入镇抚司的大狱。入了镇抚司的大狱，立死无疑。
农历每月的初一，东厂的隶役数百人，在庭中抽签，然后，按照所抽中的签，分散到不同的官府，挖掘侦探阴事。
他们监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、北镇抚司考讯重犯称之为“听记”。
他们在其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称之为“坐记”。
某官做了某事，某城门捉了某奸，胥吏书写告知坐记者、上呈东西厂称之为 “打事件”。
需要打事件，就到东华门，即使夤夜时分，也要投进门隙以送入，即刻屏退左右呈达皇帝。
故而，事无大小，皇帝全都得听闻。
当时，一些人家里米盐猥琐之事，都会被告入，在宫中或传为笑谑之料。
此时，上下惴惴不安，没有不畏惧打事件者。
锦衣卫的行事方法也和东厂、西厂相似。但是，锦衣卫的接到的事件，必须具疏上呈，才能达到皇帝处。因而，锦衣卫的权势远不及东西厂。
据说，曾经有四个人夜间在密室饮酒，其中一人酒酣，遂谩骂魏忠贤，另外三人不敢出声。那人还没骂完，番子就逮押四人到魏忠贤处，马上凌迟处死谩骂者，而以钱财慰劳另外三人。三人吓得魂飞魄丧，动都不敢动。
明思宗朱由检即位之后，魏忠贤伏诛。
随后，宦官王体乾、王永祚、郑之惠、李承芳、曹化淳、王德化、王之心、王化民、齐本正等相继统领东厂，大明王朝的告密之风，未曾稍息。
王之心、曹化淳因缉奸叙功，还荫护其弟侄等人做了锦衣卫百户。
王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探阁臣薛国观的阴事，致薛国观死。
此时，锦衣卫指挥使震慑于东厂威势已久，大抵都是俯首摇尾，为其所用。
明思宗崇祯十五年（公元1642年），御史杨仁愿上疏言道：
“高皇帝（指朱元璋）设立官制，并没有所谓的缉事衙门。臣下如有不法，则由言官直接纠责，并无暗地告诘之事。后来，为了肃清辇毂，才建立东厂。臣待罪南城时，所阅览的词讼，多是因“假番”而进行诉冤。所谓‘假番’，即假称东厂。假称东厂，就可以为害如此、造成冤狱，更何况是真正的东厂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全都是由长期累积的威势所造成的。所谓长期累积的威势，就是东厂考核奖励提拔的办法，是以上报事件的数量多寡为标准。为了获赏升进，番役门就常常悬赏高价来买取事件。为了钱财，受买者以至于诱人做奸盗之事，然后再出卖被引诱者，番役不问其人所自何来、消息所来何自，而引诱者收钱之后，坦然离去。另外，还有怀挟私忿者自首告发，诬陷仇视者以重罪，一般而言，怀挟私忿者没有不得逞其志的。伏愿皇上放宽对东厂办理事件数量的苛求，这样，东厂番役为奖赏提拔而追求事件数量的情况就会趋缓，趋缓之后，买事件与卖事件者均可止息，这样，长期累积的威势或可稍轻。”
后来，杨仁愿又切言，锦衣卫校尉不应当由东厂派遣。
朱由检为此谕示东厂，要求东厂所缉案件，仅限谋逆乱伦，其他作奸犯科的事，自可由有司处置，不宜缉办，并且对在东厂任事的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申诫。
但是，朱由检后来更加倚恃东厂、锦衣卫，直至明朝亡国才停止。
（本篇结束）
